做题家里做出极端行为的，譬如杀人自杀，巨额诈骗，往往是初中小学开始，根正苗红的竞赛班出来的。以陈立人，潘银牌，SBF为代表。而同样是做题家的科举举人们，犯得错误总带着一丝苟且苟活。以北大最近自首的那个文科状元为代表。
这个区别，来自于两类做题家大量做的题目类型不同。
人长期接触的事物会对大脑产生结构性变化，特别是幼年时期。这一点已经在很多实验中观察到过。譬如，小时候钢琴弹多了，脑子的MRI图像能看出来结构变化等等。大量做题也是一样。
竞赛题目有两个特点。一是考验速度。反复对大脑训练速度，会强化甚至产生新的冲动反应的神经连接。而极端行为的本质是冲动反应。当然，极端成功也是极端行为的一种，本质是相同的。二是考验取巧能力。反复对大脑训练取巧，会让大脑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时，也去找奇技淫巧的处理方式。奇技淫巧的处理方式不是获得巨大的成功，就是跨越道德和法律边界。
而高考做题目的方式，本身带着一点苟着的感觉。譬如，不论啥阅读题目来了，不管教参对不对，你反正按照教参的思维模式和智力水平揣测一定是高分。再比如，啥都不会做，先写个解，把已知条件抄一遍，拿两分。高考题目训练多了，大脑也会发生变化。人会出现一种烂泥坑里也能活，苍蝇肉也是肉的状态。这种状态不怎么会做出极端举动。
我在两个做题家比较多的学校分别呆过几年。基本的观察也是如此，媒体爆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。
作为烂泥坑里也能活的那一类，我是站苟活的。几乎所有人的人生都有触底的时候，区别只是底线在哪儿，以及还能不能反弹。苟活的人，顶线比较低，而底线比较高。我认为12，13岁之前是人脑重要的发展时期。可以接触语言，数学，音乐，美术，体育等等，但是绝不能训练这些。要像感受大自然那样被动接触，点到为止才好。因为这个时期大脑不成熟，训练多了会改变大脑的天然结构，造成器质上和功能上的改（病）变，或者限制以后的可塑性。
当然，这样培养出来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大概是不会有什么成就，只是苟活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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